[10] 2011年美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危险因素可能加剧危机，一是当年困扰银行业的次级贷款坏账如今已经蔓延到优质贷款，数百万优质房贷客户因长期停止支付月供而面临住宅被强行拍卖。

当然，经济学家写教科书也应该反映经济学的进展，不能万古不变。那么，曼昆是主张国家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他对这次金融危机是否该承担责任呢？我认为把责任归咎于这些学者身上也是冤枉了他们。

同样，他们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与我教的经济学也没关系。萨缪尔森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肯尼迪邀请他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时，他拒绝了，尽管肯尼迪准备以他作为新古典综合派首领的理论来制定经济政策。新版《经济学原理》中详细介绍了这种变化，改写了这一部分内容。来源: 东方早报 进入 梁小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曼昆 自由放任 。民众去闹事就不必追究了，他们本来就是无知的。

历史不是几个人的行为就可以改变的。在需要抑制经济时，可以提高这种存款的利率，抑制商业银行贷款，减少货币供给。11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檀香山演讲时表示：中国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推动政府服务朝着更加规范有序、高效便民、公开透明的方向发展。

开放之关键一跃，则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支出缺乏透明度，财政收入被大量用于三公消费和铁公机，而不是民众企盼的教育和医疗领域。改革之成绩，集中体现为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过去十年，之所以改革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国进民退等现象，主要是因为改革深入敏感区域，而又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加之既得利益的日渐强大，改革遂陷入困局。

成就这一奇迹的正是改革、开放四个字。其三，以价格机制作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方法。

近年来石油和电信系统的腐败窝案层出不穷，即为例证。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导致了眼下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危机、食品安全危机和腐败危机，将社会承载力推到了极限，与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渐行渐远。一个政府如果致力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著名学者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指出，对国家权力的恰当运用，乃经济繁荣之本。

在笔者看来，好的市场经济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原则：其一，机会公平原则。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活力，这正是中国现阶段所需要的增长源泉。在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下，要实现靠居民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转型，实为镜花水月。难怪吴敬琏先生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政府究竟如何正确地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当前改革的命门。

根据王小鲁的估算，中国2008年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除了国企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财政收入的25~50%。

20世纪80-90年代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除了领导人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之外，也和当时巨大的改革压力有关(例如大量国企濒临破产、银行体系坏账超过30%等)。其二，契约精神或法治原则。那些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论调，实为大谬。政府获得巨额土地出让金的背后，则是房价日渐远离普通民众的购买能力。政府热衷于经济建设而偏废了公共服务职能，这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因素，而且日益成为阻挡经济发展的路障。在政府频频介入经济建设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将成为常态。

在政府机构成为纠纷当事人时(如强制拆迁)，法治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经过这么多年，我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我改变了这点天真的想法。

在石油、电信等行业，虽然行业内并非独家垄断，但都属于国资委旗下的共和国长子，在发改委指导价格的格局下，难言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回顾过去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以上增速的奇迹。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改革命题，虽是共识，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因为它要求政府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把权力交换给市场。既得利益规模之大，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究其原因，则在于改革步入深水区，政府部门成为了重要的利益集团，改革陷入了政府自己改自己的悖论。简言之，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属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基本市场化了，但权力的有形之手仍是无处不在。例如，发改委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约谈企业?第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反垄断，特别是央企垄断，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中国虽然2008年就实施了《反垄断法》，但一直不敢直面央企垄断问题。

第三，谁来监管监管者?公权力必须受法治的规制，法院应具有超越政府干预的独立性，其裁决应成为终极的争端解决机制。政府部门也掌握了重要的审批权，包括IPO、行业进入壁垒等等

其四，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国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4978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赤字扩大到207亿美元，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的工厂，为美国打工。目前中国也面临移民和人才与资金流失的问题，中国长期是技术与劳务移民的输出大国，近几年由于一部分人首先富了起来，中国又成为投资移民输出大国，无疑移民将影响中国人才的培养与创新，资金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进程，那么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是堵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显然关键在于政策的改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制度优势已经成为决定全球资本与技术，包括移民流向的重要因素，而这将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竞争力。

那么如何才能回到所谓的世界经济发展再平衡呢？也即全球资本，技术以及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如何才能从低工资国家回流到高工资国家？对此有三种方法，一是等待低工资国家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比如中国因为工资的提高，人口红利的趋于用尽，已使部分制造业和资金回流欧美，当然更多是流向工资更低的国家。二是欧美国家主动降低工资和福利，提升竞争力，但是这会导致大罢工。

进入专题： 移民 国家财富 。但是上世纪中叶起由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移民政策的改变，特别是它们对劳务移民的限制，以及同时它们自身劳工工资和福利的大幅提高，美国和西方在全球经济中失去了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其结果是导致制造业从高工资发达国家流向低工资欠发达国家，导致形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另外一种不平衡，即富国变穷，穷国变富。最后，欧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无力自拔。移民主要分为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劳务移民三大类型，相对应的是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这三者正是国家财富和竞争力的根本，所以移民对国家财富和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最后，劳务移民的引入，使欧美国家获得了充裕的廉价劳动力，在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大量引进欠发达国家的劳务工人参与修建铁路，开采矿产，从事低端肮脏的体力工作，甚至贩卖黑奴从事种植园的工作。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首先技术移民的引入，使欧美发达国家汇集了世界一流的人才，推动了它们科技的发展，如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多具有移民背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移民使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大国。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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